百年电信(二):错失机遇的传统电话

当中国官方刚刚开始着手筹备自办电报通信网的时候，大洋彼岸的贝尔早已经发明了电话。1876年3月10日，美国波士顿大学语言生理学的教授贝尔通过他发明的送话机向助手喊道：“沃森先生，请过来！我有事找你！”在实验室里的沃森助手听到召唤，像发疯一样，跃出实验室，奔向贝尔喊话的寝室去。他一路大叫着：“我听到了贝尔在叫我！我听到了贝尔在叫我！那个能远程会话的“钢铁玩艺”揭开了人类一页崭新的通信史。

在电话这一更先进的通信技术面前，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电话的清廷再一次错失机遇，中国电信业又一次与现代通信文明失之交臂。

一年后，1877年，在波士顿设的***条电话线路开通。也就在这一年，有人***次用电话给《波士顿环球报》发送了新闻消息，从此拉开了公众使用电话的时代。以电话为代表的现代通信工具的出现，为迅速传递信息提供了更多方便，世界各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

在全球已经步入电话时代的时候，列强已经在中国建起了一个个形同“国中之国”的“租借”。在电话发明后的第六年，洋人在根本不征求已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政府的同意的情况下，就“堂而皇之”地在租借利经营起电话业务。而那时，中国当局正忙着东拼西凑用重金赎回列强架设的电报线路，组建自己的官办电报根本无力、无暇顾及这电信发展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即便是一些懂行的人，也因为担心电话对电报是否有替代作用、电话是否会分流电报业务等问题，所以对其视若罔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进行抵制、排斥。在电话这一更具影响力的通信技术面前，愚昧腐朽的清廷再一次错失机遇，中国电信业又一次与现代通信文明在起步期失之交臂。

又一次坐失机遇，导致中国的民族电话业的发展从***开始就失去了与世界同步的机遇。一步迟，步步受制于人。

电报与电话，两者同为19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产物，又同样被列强作为侵略扩张的工具先后传入我国，而且都是***开办于上海。所不同的是，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公开经营电报业务时还是“偷偷登岸”。而到了1882年3月1日，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则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租界区内“堂而皇之”地经营起电话业务。

为了遏制外商独大之势，发展民族电信业，推动社会进步，当时虽然也不乏有识之士建议清廷，自行经办电话局。但是，电报落后的沉痛教训并没有让腐朽的清廷痛定思痛，当时对电话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的清政府权贵们，十多年里一直任由外国电话公司做大。直到1899年底，戊戌变法后的第二年，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后，才上书皇上请准创办中国官办电话。1900年8月江南官电局才获准在南京有了***个电话汇接所，1905年北京城才有了***个官办电话局。

 比世界起步晚了近30年的中国民族电话业务在发展初期就阻力重重，只许外国电话公司经营的“租界区”像一把大铡刀，阻断了中国官办电话网的“龙脉”。中国的官办电话只能在租界区外围发展，网络七零八落、信号互不相同。

而在中国开办电话***早的城市上海，直到1907年才建起了中国的***个官办电话局。

究其原因就是主要是因为此时外国电话公司经过多年的经营，在上海滩早已成了气候，其局所设置、设备规模、用户数量已形成明显的市场壁垒和霸主优势。中国在上海的官办电话开办时，一方面，外国电话公司屡屡违反条约，恣意越出租界范围经营，擅自架设电话杆线，安装电话，发展用户。另一方面，中国的官办电话不仅不能到租界内建局发展用户，而且连电话居所之间的链接电路也不允许穿越“租借地”。电信老职工记得，一直延续至今的上海电话的西区局、东区局、南区局、北区局的名称，就是由当时那种外国电话局居于中间，而中国电话局只能在四周边缘发展的旧格局的反映。只许外国公司经营的“租借区”像一把大大的铡刀，横卧中间阻断了中国官办电话网的“龙脉”。官办的东西南北电话局只能绕在租借的外面打转转，网络七零八落，工程七拖八拖，直到2006年十二月，上海的***个官办电话局才不得不绕过租借在南市选址建房。而此时距离贝尔发明电话又落后了整整30年，距离外国人在上海经营电话已经晚了24年！

由于租借的分割，在上海，外商经营的电话公司和中国自办的上海电话局长期处于相互分割、互不相通的状况。有的地方仅仅相隔一条街，电话却打不通。直到1925年12月上海电话局和华洋德律风公司签订“互通合同”之后，才实现了通过人工转接的互通电话。然而在两网互通的背后，却是中方在处理外商越界电话一事上作了很大让步。“互通合同”明确规定：局方同意外国公司在越界筑路地区内扩展用户；外国公司在局方经营范围内装置的电话线和电话用户可保持一个相当时期，且还可在浦东地区发展用户……

民族电话业历经屈辱的发展再一次告诉我们，面临机遇如果不能及时“转”，便注定要落后于这个时代，而落后注定了挨打受欺。一步迟，步步受制于人。

而在象征着清廷王权的紫禁城皇宫里，电话安装进入已经是民国十年（1921年）的事儿了，此时距离上海外滩出现***家电话局已经晚了足足40年。1921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15岁时，有一次听他的洋老师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觉得很好奇，于是就叫内务府在养心殿给他也安装一具。内务府大臣绍英知道以后，第二天就和诸位师傅们一齐向溥仪劝导：“这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如果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这成何体统？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外界随意打电话，冒犯了天颜，那岂不有失尊严？”清廷的昏聩腐朽可见一斑。***在溥仪的“哭闹”与“命令”下，内务府只能俯首听命，不几天，北京电话局在皇宫养心殿内安装了电话，电话局也跟着送来了电话号码本。溥仪翻开电话号码本，看着一个个各不相同的号码，感觉很好玩。翻着翻着，他突然看到京剧名角杨小楼的电话号码，便对着话筒叫了号，这一叫不打紧，还真的听到了对方回答的声音，为了不“暴露”真实身份，他学京剧里的道白腔调念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啊？”对方哈哈大笑问:“您是谁呀？”溥仪连忙把电话挂上了。电话是如此好玩，何乐而不为呢？过了几天，溥仪还电话约见了“白话文运动”的主将胡适。“我是皇上……你有空到皇宫里来，叫我瞅瞅吧”的一句玩笑话让胡适竟有点“受宠若惊”、如约而至、在皇宫外等了好久。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电信发展的新时期，但是太过薄弱基础使得中国电信人必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是我国的电话网总规模增长了10倍，但是由于起点低、投资少，电话普及水平仍然大大低付出数倍的努力去追赶，更使得中国电话发展在几乎翻了十多番后仍远远落后于世界整体水平。

辛亥革命后，由于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连年战乱，起步就晚的中国电话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直到1949年底，全国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仅有31万门，全国平均每千人分不到半部电话，全国90%的县没有一部电话。而且技术十分落后，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工接续的交换台，其余的也都是上世纪20年代的旋转步进制交换机，技术装备比发达***整整落后二三十年。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民族振兴的新篇章，也开辟了中国电信发展的新时期。建国初***在首先大力发展惠及大众的电报通信的同时也开始了电话网配套改造。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网络、设施支离破碎、严重落后匮乏的烂摊子，中国电信人一路攻坚克难，奠定了新中国电信业的初步基础。

在电话发展***为发达的上海，为了根治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两网旧格局，新中国电信人于1952年2月实现对市话网的技术改造，使原来不属同一电话网的用户之间采用两次拨号方法，实现了互拨通电话。但是，两个电话网造成的电话号码重复，电话使用方法复杂，机件使用不合理、不经济等问题，仍然阻碍着上海市内电话的发展。更让电信人头疼的是，当时上海市话网的首位局号已经占满。面对新的问题，军官上海电话公司于1953年开始组织专门小组，研究改建六位号码制计划。经过反复研讨，上海市话局于1955年制定了改建六位号码工作方案，并于次年第四季度***展开六位号码制工程。据统计，此项工程历时10个月，共耗用12余万人工，投资70余万元，至1957年8月15日全部完工。1957年9月1日，上海五位升六位电话号码割接成功，全市电话网实现了统一、等位的六位号码制，结束了电话网长期分割的状态，并为上海电话网未来发展提供了条件。

上海电话六位号码制改建的这段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机遇稍纵即逝，如果转的不及时而错失自我发展的良机，将会带来多么巨大的困难、付出何等沉重的代价！

经过３年恢复时期和“一五”、“二五”的艰苦努力，中国较快地建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电信网络，主要通信设备有了成倍增长，城市间陆续开通了依靠人工接续的长途电话。在1950年～1952年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北京至各大行政区的电信干线连通，国内长途通信网初具规模。1958年8月1日，我国大陆***部12路载波电话机——“八一”载波机面世，不仅缓解了当时长途电话的业务需求，而且为***节约了大量外汇；1959年8月，上海研制成功SAA型1000门纵横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填补了我国采用微电子程控交换机前20年的空白；同年12月，我国***个纵横制自动电话实验局——吴淞电话分局正式投产使用……一道道难关被翻越，一处处空白被填补。

据统计，到1978年，全国共有长话电路22011路、长途电路12269皮长公里、微波线路13958公里，卫星地球站两个，电话用户214万户、话机总数418万部，话机普及率每百人0.43部。从大约每千人半部电话机，到每百人约半部电话机，中国电信人用了二十余年时间，初步建起了我国电信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