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电信(三）:通信一度成发展瓶颈

上世纪50年代末至三中全会前，中国通信发展经历了曲折历程。1958年末，邮电管理下放地方，通信发展一度大轰大嗡，欲速不达；六十年代中后期，条条为主的邮电管理体系恢复不久，又遇上“十年动乱”，邮电部撤销，电信改为“军管”。在这样的背景下，通信的作用也越来越集中于“为党政军服务”，甚至被简单地定义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这一切造成通信工作思路的严重保守，全行业发展停滞迟缓。

改革开放初，全国公众电话网容量仅为435万门，电话用户仅有214万户，电话普及率仅为0.38%，还不及世界平均普及率的二十分之一。通信能力的落后、匮乏，严重阻碍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变革的推进，社会批评也滚滚而来。1979年3月，被业内人称为“邮电系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国第十七次邮电工作会议，纠偏正本，把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确立为通信部门的首要任务，中国通信人突破了囿于历史环境形成的“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我国邮电通信发展开始起步。

在改革开放初期，通信成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通信落后问题体现得尤为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国的电话网有了一定的发展，不过由于基础过于薄弱，投资少，加之文革瞎折腾，尽管我国电话业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比旧社会有了十多倍的增长，但是整体水平荏苒大大落后于世界水平。直到改革开放初中国的电话普及率仅有0.38%，也就是一百人平均不到半部电话，不及世界平均普及率的1/20，改革开放后被外国投资者称为几乎没有电话的***。

1978年12月，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恢弘巨幕，深圳更成为其中的“急先锋”！然而,当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一批批外商闻讯赶来时, 深圳市经济特区委员会突然发现，要建一个与世界现代经济对接的深圳，远比建设一批大楼复杂得多，现代经济必须建立在现代基础设施的平台上，而现代通信就是首当其冲的课题。当时的深圳，流行着这样一段描述外商考察投资环境的顺口溜：一问电话二问路，三问项目四问住——可见通信服务对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首要问题。外商热心考察，政府热诚接待，项目一拍即合，但等到外商想与上司或公司联络的时候，却发现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只能到香港去打长途。一些几百万、几千万的投资项目常常无果而终。一个接一个的驻深企业反应“电话不通”让当时的深圳市领导们急红了眼。

虽然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广大开拓者们仍然被深圳巨大而迫切的通信需求和深圳邮电局面临的压力震惊。在特区中的“特区”——蛇口，通信落后问题体现得尤为突出。***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银行、***家会计师事务所、***家中外合资企业……蛇口模式与深圳速度，一起推动着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前行。商业环境的逐渐形成对通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但全市500门的电话容量就如沧海一粟，实在无力应对。因为电话不通，许多眼看就要谈成的项目变成了“回去研究研究”，甚至有的港商来谈生意不敢在深过夜，怕电话不通掌握不到股市行情，众多投资项目也因此流失了。

其实，深圳遇到的问题只是改革开放之初全国邮电供求矛盾的一个突出代表和缩影。改革开放初，那时全球每百人拥有电话数已经超过11％。而我国的电话普及率仅为0.38%，即一百人拥有不到半部电话，还不及一些非洲***。1980年，全国公众电话网容量仅为435万门，电话用户仅有214万户，还不及服务面积仅为内地万分之一的香港的电话数。通信已经成为影响民生质量、制约经济发展的“令人窒息的瓶颈”。

在1978年以前，电信业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作为战略性产业加以优先发展，年均不到2亿元的投资使电话业的进一步发展难以为继。当如此落后的通信基础与现代世界经济对接的时候，电信崛起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电话的落后激怒了深圳改革开放的拓荒者，也震动了中央的高层。一批批的领导到深圳现场调研、现场办公；一件件的内参、报告直达中央。经过无数痛苦的碰撞、深刻的反思，人们的认识逐步升华。人们逐步认识到，过去几十年在我们埋头搞传统的计划经济、产品经济的时候，在我们满足于通信服务政权建设、服务党政军的时候；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外面的世界里，电信的技术、电信的作用、电信的观念、电信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我们不经意间，世界已经悄然进入了信息经济的时代。

而我们，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杯水车薪的电信投资（1949年～1978年29年间***在邮电通信业的全部投资仅五十多亿元）使得电话业的进一步发展难以为继。从解放初到改革开放前，***给予邮电部门的投资年均不到2亿，有的年份才几千万。以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为例，据统计，从1950年至1978年，广东全省邮电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只有600多万元，广东有100个市县，连撒胡椒面都撒不过来。另外加之长期的低资费等政策，邮电自己又没有发展能力。1979年，全国邮电刚刚摆脱全行业亏损，全国全年盈利不到一个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时的收入水平，只能维持***基本的简单再生产。这些都使得民族电话业与世界先进水平一度缩小的距离再次拉大。

由于观念的落后和文革的折腾，我们几乎又要失去一次历史的机遇。

邓小平同志“中国发展经济、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信入手，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的战略思想，睿智而明确地解答了中国发展经济的切入点问题，奠定并开辟了中国电信业发展的通衢大道。

改革开放，经济体制转轨，释放了长期束缚的生产力，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注入了无穷活力，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第二次重大抉择。中国在落后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多世纪后，要快步赶上现代化的***浪潮，实现国民经济的***振兴，必须突破通信这个不仅影响民生质量更制约经济发展的“令人窒息的瓶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我国邮电通信事业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电信人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定位、差距、使命和出路。1979年3月，被业内人称为“邮电系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国第十七次邮电工作会议，确立了以通信为中心的邮电发展方针，纠正了“邮电是专政工具”的错误认识，在以往的只强调通信“为党政军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遵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宗旨，提出了“邮电通信是社会生产力”的观点。通过这次会议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中国电信人开始真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通信建设为中心，实现通信现代化，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

为了有效解决长期以来我国邮电通信业投资严重不足的难题，中国电信人解放思想，跳出计划经济的思维框框，选择了一条依靠政策、面向市场的发展路子。经过努力，收取初装费的政策，业务收入、外汇收入和***“拨改贷”的“三个倒一九”留成政策，***、集体、个人和地方“四个一起上”的政策，“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16字方针，这些方针政策给中国电信业的起飞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通信部门开始探寻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通信的新路子、新模式。在利用国内外贷款引进国外***的大规模市话程控交换机设备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借钱买鸡、下蛋还钱”、“负债经营、规模发展”的新路子，一举突破了通信建设的资金困局。